尽管中国目前的外储整体规模仍世界第一，但若无法找到遏制外储大规模消耗的有效措施，则所担心的中国外储还能尽管中国目前的外储整体规模仍世界第一，但若无法找到遏制外储大规模消耗的有效措施，则所担心的中国外储还能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已将其管理外汇的常备工具组合调整至相当高的水准，加之人民币因美元的周期性波动，而在近期小幅走高，使得外储降幅近来有所缩小，但外储还是在今年1月跌破具有指标意义的3万亿美元以下。
中国外储的峰值是2014年6月底的3.99万亿美元，其后步入下降通道，来自央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外储规模缩小了5126亿美元，而商务部的数据则显示，当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5945亿美元，相当于2015年中国消耗了1.1万亿美元的外储；2016年，中国外储整体下降了3198亿美元，当年中国贸易顺差为5100亿美元，相当于去年中国消耗了8300亿美元外储。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最近两年总额高达1.1万亿美元的外贸顺差，中国的外储规模将跌至2万亿美元；而中国每年的贸易顺差中，对美国的顺差几乎占了60%。这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收紧了对中国的进口贸易，将对中国平衡国际收支造成巨大压力。
尽管中国目前的外储整体规模仍世界第一，但若无法找到遏制外储大规模消耗的有效措施，则所担心的中国外储还能“烧”多久的话题，还真有可能成为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命题。笔者先前说过，假如外储加速缩水，以至跌破2万亿美元，则国际资本届时肯定将空前拉高唱空中国经济的分贝，这又将进一步加速在华资本的外逃，进而造成中国经济严重脱水的恶性循环局面。
众所周知，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其外储除了高达8000吨的黄金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外储组合，这是因为美元在当今的牙买加体系中，仍被全球主要市场交易主体视为某种意义上的“硬通货”。而中国在当下面临的形势则完全不同，在人民币成为能够比肩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币之前，中国依然需要通过常规手段来获取足额数量的外储，以应对国家经济安全。
因此，现在讨论中国究竟需要多少外储比较合适，依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尽管有人做过测算，中国大概只需要最少1万亿美元的外储，相对更大的口径测算是中国需要1.6万亿美元至2.6万亿美元外储，其估算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相关，例如外储应占到短期债务的30%、出口额的10%、广义货币的5%至10%。
但笔者一直认为；对于整体资本品并不丰裕、且金融监管水准并不高的超级新兴经济体而言，目前尚未完成工业化，且无论是国内经济建设还是民生福利改进，均需要相当规模的资本持续性投入。而中国大规模的资本外流，显然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尤其需要有足够的“弹药”来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因此，3万亿美元的外储，应当是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底线安排。
众所周知，中国早已不是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从“三元悖论”的视角观察，中国金融市场自2015年“8.11”汇改以来的连番动荡表明：业已进入“三元悖论”中期的中国经济，即便有着雄厚的外汇储备与较为强大的实体经济，随着金融幅度的加大，同样无法实现利率与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账户化的三者兼具。
如处理不当，不仅危及中国储备资产安全，更有可能中国多年来好不容易积累的发展。因此，如何找到保汇率与稳增长的平衡点，如何找到汇率与资本项目、金融稳定的平衡点，特别是当前形势下，如何进一步人民币贬值压力，都将是中国货币不得不面临的现实。
中国这几年为了稳住人民币汇率，已经消耗了天量外储。对此，有观点认为，面对人民币汇率的贬值，中国的迫切问题是保外储，而不是保汇率，汇率不会引起太大的问题，如果死守住汇率的话，外汇储备越来越少，当外汇储备跌破门槛的时候，贬值压力更大了。
依据这种逻辑，当国际市场主体预期中国要通过外储这个杠杆来干预汇率时，就等于掐中了中国的“七寸”，在此情况下，中国可以采取不干预或者保持不确定性的干预，以给中国经济备足弹药。
笔者认为，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强化，某种程度上既是中国实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中，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的“用脚投票”，也是在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作为当今国际货币本位币的美元，在进入强周期之后，引致国际资本加快流出中国，掀起的新一轮全球资产配置大潮，进而造成中国相关资产价格被重估。
金融是全球最高层面的分工表现形式，人民币“入篮”后，中国在迈向全球顶层分工领域过程中，初步获得了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货币坐标。但人民币由贸易结算货币向国际投资与计价货币演变，进而迈向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时间跨度，最乐观的预计也要等到2030年。
在本轮漫长的全球金融体系变迁中，人民币将扮演推动者的角色，这预示着中国必须建成现代化金融体系与多层次的发达资本市场，更预示着中国从此进入复杂金融时代，必须在承担全球货币体系人角色的过程中，建立起与之匹配的管理复杂金融系统的能力。
特朗普执政之后，其有意通过强化美国实体经济竞争力、引领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同时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来强化美国在全球顶层分工中的地位。预计未来一段时期，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要素涌向美国的趋势，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在助推美国资本市场繁荣和激活美国实体经济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将继续强化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分工格局。
而美国吃定中国短期内不会有太多的投资工具可以操作的软肋，一方面严控中国对美国优质资产的收购，另一方面控制国际金价的走势，并不断强化对科技与实体经济的投入，以中国在战略层面上蚕食美国的金融地盘。
当然，中国实体经济规模不断做大和美国实体经济规模相对萎缩的趋势，是美国产业和金融资本难以的。预计未来十年内，中美在实体领域的规模竞争将出现根本性逆转。届时，中国很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在最具战略意义的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大商品交易体系中，人民币依然无法撼动美元的地位。
换句话说，美元的红利期至少还有几年。而一旦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受阻，或者美国采取工具强化了美元的竞争力，则美元的红利期还将顺势延长。届时，人民币仍将是美元在事实上的“重量级跟班”。这对中国的国家战略安全来说，孕育着巨大的风险。
鉴于人民币汇率与国际化进程背后，隐含着深层次的国家竞争战略，且有欧元的。因此，中国必须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密切国内外交易主体的相关行动，特别是表外资产和表外交易，以及这些交易涉及的外储资产规模和金融杠杆，切实做好风险管控，保持较为充足的外储流动性头寸，稳守外汇储备安全底线。
而作为代表10万亿级美元经济圈的货币价值符号，人民币汇率能否保持相对稳定，根本上由国内宏观经济基本面以及人民币计价资产的收益率决定。从这个角度观察，中美未来在经济层面的战略竞争，可能主要围绕做强实体经济和提升金融资本力两大主题。
尽管中国目前的外储整体规模仍世界第一，但若无法找到遏制外储大规模消耗的有效措施，则所担心的中国外储还能“烧”多久的话题，还真有可能成为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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