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生产者和要素供给者的双重优化动机分析，开发出一个能够进行定量测算的最优名义产出增长率模型。基于该模型对1992—2009年中国最优产业结构的测算结果显示，最优名义产出增长率模型成功地量化了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重大事件对实际产业结构偏离最优产业结构程度的影响。该模型所涉及的定量分析指标，能为中国在制定和调整产业结构目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面提供切实可操作的产业政策工具。
我国过去所采用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典型特征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已经刻不容缓。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构成了我国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理论界对我国的产业结构相关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并形成了很多关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
在刻画产业结构特征方面，一些学者利用“偏离度”的概念分析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均衡度，他们认为劳动力结构与产值结构不对称性的加剧会导致两者之间偏离度的提高，第一产业的正向偏离数和第二产业的负向偏离数是导致中国产业偏离度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熊映梧等，1990）。产业结构调整的着力点选择方面，国内有学者基于中国战略产业的选择标准，依据各产业劳动力和资本的密集使用程度以及各产业对国民经济整体的关联影响，提出以农业、电力工业为主的能源工业、钢铁、铝、化工原料为主的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与通信业等七大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战略产业（谢伏瞻等，1990）；还有学者认为提高产业结构的聚合质量是调整不合理产业结构的核心问题，而提高聚合质量的问题最终归结于结构平衡度的提升，而且从理论上阐述了产业结构平衡的若干关系，其中包括产业结构的短期平衡和长期平衡、短线平衡和长线平衡、绝对平衡与相对平衡（周振华，1991）；产业结构调整应注意的问题方面，一些学者在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原则进行论述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水平低下、发展滞后，第二产业缺乏高加工度产业的带动作用，产业结构的粗放和低使得资源和遭到严重，并指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农村工业化、对外、制造业结构升级三者之间的关系（胡春力，1999）。
一些学者在研究产业结构合方面，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年度变化失衡指数，计算产业增加值年度增长率、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等指标出我国产业结构的年度不合理比重，并用该方法对我国1990—2002年各产业的不合理比重进行了计算，其结果显示2002年我国产业结构中包含了3.11%的不合理比重（李宝瑜等，2005）；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标的衡量方面，有学者分别从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基本实现现代化两方面，具体分析产业升级的具体目标和战略目标，并提出附加价值溢出量、高加工化系数、结构效益指数等评价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程度的指标（邬义钧，2006）；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措施研究方面，一些学者通过分析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各种效应，提出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径，他们认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要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驱动力，并且以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为车轮，由此带动产业结构的整体性升级（何德旭等，2008）；产业结构变迁的原因探究方面，有国外学者通过建立一个两部门模型，从理论层面表明资本积累是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原因（Acemoglu et al., 2008）；产业结构升级的实施径方面，有学者采取理论与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研究，他们使用1991—2007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可以通过选择合理的资本深化和技术来实现（黄茂兴等，2009）；最优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方面，有一些学者通过一个可追溯的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角度分析了封闭经济中最优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分析后认为资本的不断增长是推动产业结构变化的动力（Ju et al., 2009）；产业结构份额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有国外学者基于15个国家27个行业的数据，采用方法研究了高资本禀赋同资本密集型行业规模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后发现实际和名义的产出份额以及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就业份额均与初始的资本禀赋和资本积累速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Che, 2010）。
我们在对众多此类文献进行研究和检讨的基础上发现，几乎所有此类研究都难于摆脱以下所述的某种局限性：其一，探讨产业结构内生性问题的模型基本止于理论层面，很难用于（例如Ju et al.（2009）的理论模型）；其二，同产业结构相关的研究基本止于现实产业结构同其它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三，通过构造统计学指标刻画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研究基本都以某些主观认识（比如认为服务业和高附加值加工业产出所占比重越高越好等）作为隐含前提。为了克服现有研究的上述局限性，我们从生产者和要素供给者的优化动机出发探讨各产业最优产出的决定机制，力求开发一个能够进行定量测算和应用、且能够很好刻画我国各产业最优增长水平和最优产业结构的理论模型。本文余下的内容共分为三个部分：理论模型的提出、中国最优产业结构的定量测算和结论。
从表12和图4、5、6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实际比重在2004年以前高于最优比重，在2005年以后持续处于最优比重水平以下，这一定程度地了我国所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第二产业实际比重在1997年以前达不到最优比重水平，在1998年—2008年期间逐步超过最优比重，但在2009年又突然降到最优比重水平以下；第三产业实际比重先是在1998年以前高于最优比重，后在1999—2008年期间低于最优比重，最后在2009年再次超过最优比重。
三次产业实际比重与最优比重的历年对比关系清晰刻画出转型期中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轨迹：中国生产要素的禀赋特征使得第一产业在2004年以前以粗放式的劳动力充足获得高于最优比重的发展，随着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第一产业实际比重在2005年以后降为低于最优比重，与此对应的是第二产业在1998—2008年实际比重逐步接近并超过最优比重的长足发展（亦即工业化进程加速），但由于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实际比重均低于最优比重，第三产业实际比重高于最优比重（原因是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采取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使得第三产业获得了较为强劲的需求动力）。
本文通过对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和要素供给者的跨期效用最大化目标进行联合求解，推导出了一个关于各个产业最优名义产出增长率的方程。该方程的解释变量包括：各产业资本增长率、勒纳指数和资本市场随机贴现因子。另外，该方程还包含了三个待估计参数：各产业劳动产出弹性以及消费者的主观效用贴现因子和风险规避系数。我们基于1992—2009年三次产业消费、价格和收入的省际面板数据估计了中国三次产业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然后基于1996—2002年人均资本、人均产出等投入产出变量和受教育程度、制度、地理等技术非效率解释变量的省际面板数据，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估计了三次产业的劳动产出弹性；随后基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沪深股指、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等数据，采用GMM方法估计了我国全社会的主观效用贴现因子和风险规避系数，并据此计算了我国资本市场随机贴现因子。最后，我们基于产业层面的最优名义产出增长率方程对中国在1992—2009年间三次产业最优名义产出增长率和最优产业结构进行了测算。
测算结果显示，各个产业实际增长率与最优增长率之间大致保持着同向变动关系；我国的实际产业结构同最优产业结构之间也大致保持着同向变动关系。三次产业实际增长率同最优增长率之间差距的变化趋势能够清楚地反映出始于1992年的中国经济过热、始于1997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始于2003年的“”以及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最后我们认为，以最优产业结构为基准的产业结构偏离度的衡量和产业结构偏离所造成的效率损失评价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4] 胡春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管理世界》，1999年第5期，第84–92页。
[6] 黄茂兴、李军军，“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第143–151页。
[8] 何德旭、姚战琪，“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优化升级目标和政策措施”，《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5期，第46–56页。
[11] 李宝瑜、高艳云，“产业结构变化的评价方法探析”，《统计研究》，2005年第12期，第65–67页。
[13] 邬义钧，“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和效益评价方法”，《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73–77页。
[15] 熊映梧、吴国华等，“论产业结构优化的适度经济增长”，《经济研究》，1990年第3期，第3–11页。
[17] 谢伏瞻、李培育、仝允桓，“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选择”，《管理世界》，1990年第4期，第88–95页。
[19] 徐现祥、周吉梅、舒元，“中国省区三次产业资本存量估计”，《统计研究》，2007年第5期，第6–13页。
[21] 周振华，“论产业结构平衡的几组关系”，《经济研究》，1991年第5期，第1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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